|
开幕式现场
韩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李斗植作品 [视频]《大象无形》韩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李斗植作品展开幕式
2009年9月11日下午4时，《大象无形》韩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李斗植作品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3号馆一层展厅开幕。韩国驻华大使辛正承、韩国美术家协会会长崔成基、中国美协副主席陶勤、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等出席了开幕式。 李斗植现任韩国釜山国际双年展运营委员长、韩国弘益大学校美术学院教授、首尔美术协会主席。他借用了东方传统水墨画的“留白”技法和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之美，在作品中大胆采用了原始的五方色，并运用这些颜色进行艺术的创意和自由组合，创作出绘画艺术领域的新天地。 据悉，展览将于9月22日结束。
大象无形 赵力 李斗植是当代韩国艺术家中的代表，他的艺术创作往往被归为抽象主义的范畴，并且在韩国乃至亚洲的现代抽象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如同亚洲的很多艺术家一样，李斗植很早就投身于亚洲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作为在60年代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他对于西方抽象主义艺术的形式创新和精神张力发生了浓厚兴趣。事实是20世纪初萌生于欧美各国的否定具体物象而主张抽象表现的抽象主义艺术，发展至二次大战之后则开始于与现代艺术的其它思潮相结合，衍生为更具观念性突破、追求最大限度表现力的艺术潮动，而这也给予抽象主义艺术自身更大的认识世界与表达精神的空间。李斗植在被抽象艺术所吸引的同时，也敏感地认识到抽象主义业已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类型方向——即①从自然现象出发加以简约或抽取其富有表现特征的因素以形成简单的、极其概括的形象；②不以自然物象为基础的几何构成。而李斗植显然对于前者表达出了更多的兴趣，这也使得其个人的艺术创作既有抽象主义的显见外貌，又带有表现主义的明确特征。 李斗植的早期抽象主义创作，同样也表达出了年轻一代艺术家针对时代急剧变化的文化立场。60年代的亚洲尤其是李斗植身处的韩国，已经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快速路”，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在此背景之下，人们不仅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变、生活现象的紊乱、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同时在心理上对这些变化怀有深刻恐惧与情感不适。因此李斗植也试图通过其抽象艺术的创作，给予那些无法在变化无常的外界现象中求得宁静的心灵以慰藉，试图将客观物象从其变化无常的偶然性中解放出来，用抽象的形式给予那些不能从外界客观事物中得到美感价值的人们以享受。 虽然李斗植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强调了艺术的自足和纯粹，然而他的艺术并非纯然的“与世隔绝”或者逃避现实，实际上李斗植通过直面社会变化的方式而有效地结合了工业化的文明成果。李斗植，敏感地认识到现代化的建筑和环境要求更为概括、精练和简化的艺术形式与之相匹配，而工业化的速度、力量、效率以及科技手段，无疑也成为了抽象美创造与实验的高度刺激。于是借助不以描绘具体物象为目的的抽象艺术，李斗植以线﹑色彩﹑块面﹑形体、构图等视觉语言来激发人们的想象思维，以表现性的手段来传达人们生存状态中的各种情绪。 在经历了“年少气盛”式的张扬之后，李斗植80年代的艺术创作则逐步走向“内敛”。抽象，对于李斗植而言，不再仅仅是某种风格的外观或者是所谓主义的标榜，而是艺术家深入思考的过程和自我反省的方式。抽象，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权能，也是人类根本力量和积极诉求的具体反映，因此对于具体物象的简单抽离并不意味着抽象的全部内容。真正的抽象，与之相反，却是立基于“对于具体的饥渴”，“是在具体中进行的，是一个扑向大底的凌虚气度，是恒常保持着对于具体事物的饥渴的抽象，这就是抽象与具体之间恒存的张力”。为了达成这种张力，李斗植反省性地重归现实，从广泛的社会现实中选取抽象所赖以进行的原料或对象，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抽象基点；此外，艺术家也自觉地将抽象进一步视为“人类智识甚至精神进步的基础”，并通过反观抽象在历史文化中的嬗变转折，探求抽象在艺术创作中的各种可能性。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有其自身的语言，而且也只能以自身的语言形式去揭示出真与美的存在”，西方艺术界普遍认为“抽象艺术形式构成了艺术自身，色彩自律使艺术获得自主与自由”，也就是说形式和色彩自律构成了抽象艺术的自立维度，而这一维度与现实绝然背离。然而80年代的李斗植对此却并不以为然。通过反省性地重归现实，李斗植一方面开始创立其个性化的永恒主题——“欢快的庆典”，进而使自己的抽象创作有了明确的意旨，一方面也从韩国民族性的色彩系统中选取抽象而创立了“五方色”，形成了与主题形态之间更加明确的相关性。事实上无论是“欢快的庆典”还是“五方色”，既得益于李斗植从广泛的社会现实中主动选取之后的抽象实践，也是艺术家通过追寻思考将抽象完全置于历史背景之下详加观察之后的初步结论。因此李斗植80年代的抽象艺术，不仅仅借助人们对于形式或色彩的自然记忆或视觉经验而激发出更丰富的艺术联想，以及通过这些艺术联想而形成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情感传达，甚至通过有意识地针对现实生活进行主题设定，并且充分地激活那些经过长时间历史积淀而相对稳定的色彩情感，而创造出了“有意味的形式”。 90年代的李斗植，在坚持了“欢快的庆典”的主题和“五方色”的同时，也在“具有一定意义的表达功能之上”，逐步强化了作品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特征，从而在积极唤起更为丰富多样的审美想象之后，观赏者更会随着个人不同的感觉而体验到作品的多样意境。这些“模糊性”和“多义性”，由此造成了某种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无疑是抽象艺术的奥妙所在，实际上就是对观赏者审美想象力和审美创造力的一种激励与一次调动。 经过了80年代的“内敛”和90年代的“坚持”之后，进入21世纪的李斗植则开始其艺术创作的“大爆发”。所谓的“大爆发”，不是指李斗植创作的高产，也不是指艺术家在风格与技法层面上的“炉火纯青”，而是他将自己的抽象艺术提升为某种明确的文化态度，并由此完成了自我观念的最终转型。借助于对抽象的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观照，李斗植不再视抽象为西方的“舶来品”，不再在西方抽象大师的阴影下亦步亦趋，而是从当下现实的角度，在文化传统的择取中，积极寻找独立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立场。 作为某种积极的移用，出典于《老子》的“大象无形”遂成为了李斗植抽象艺术的核心理念，而在针对韩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极爬梳的过程中，李斗植也发现了对韩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中国之源”。于是，艺术家的视野也就变得更加广阔，其可动员的文化资源也显得更加博大精深。李斗植所提出的“东方抽象”，不仅是自我观念的强化与重塑，也是他基于现实的判断与诉求。在他看来，“东方抽象”推崇的就是不拘一格的泱泱大度、包罗万象、生机无限，表达的就是恢宏壮丽、崇高伟大的气派与境界，也就是《老子》所言的“大象无形”。而在具体的创作中，李斗植则开始更多借鉴中国书法从字体结构到运笔书写的特征，将书法的“飞白”转化为画面结构中的有意留白，将书法的自由挥洒转化为抽象创作中对书写性、偶然性的刻意强调，以及“最终达致身心两忘而融为一体的无限妙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