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李谔传》中引用了孔子的学生言偃的话：
*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 “侍奉君王，自数其功，这就要自取其辱；对待朋友，自数其功，这就会被朋友疏远。”
在自己侍奉的君王（领导）面前强调自己的功劳，不自觉间就会提及君王的不足之处，最后也就落得个自取其辱的结果。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其实并不太恰当。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不论谁建功，都要归功于君王的封建思想。当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抢功或不认可别人功劳的人。但正如谁人所说，和民众斗的政治是最低级的政治；同理，和部下抢功的领导也就是最低级的领导。从这一点来看，这句名言该是鞭策为领导者反思的话语。现在韩国执政党的状况无疑就是这么个情况。绝无退让……因为这是一场视权力重于性命的人之间的斗争。权力斗争的季节到来，众心瞩目。
权力，还是民心？
围绕2016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最近有关公推权问题被翻出，逐渐演变成了权力斗争。一方打着将公推权还给国民的旗号，另一方则主张这不过只是利于现任执政党的模棱两可的方式。甚至连不应介入其中的青瓦台也趟了这趟浑水。无论是这场斗争的出发点，还是目前的情势，都是那般丑陋不堪。为了权力，连自己人之间都会疯狂地追咬。若说这就是权力的属性，我也无话可说。但问题在于，都是些看起来连权力的本质都不懂的嘴脸，所以更是烦人。
权力中的“权”本义为秤砣，是为了称出物体的重量，掌握平衡的砝码。因此，权力也就有分散力量之意，从字面来看就是“Balance of Power”。换句话说，只有懂得分散力量，才能准确地称重，从而保持平衡。上称的那个物体就是民心。为了准确称出民心，就要懂得分散权力，这才是政治的本质。可惜现在的政治家都还停留在只会紧握权力的单细胞水平。
“权”是秤砣的名称，图为秦朝时期“权”的实物。
总之，关键是民心所向。不论他们是否轻视民心，刀柄确确实实是握在民心手中。关键是看谁更注重倾听民心了。换句话说，就看你能放下多少权力，包括你手中的权力。明朝忠臣方孝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 将兴之主，唯恐人之无言；将亡之主，唯恐人之有言。
* “将要兴旺发达的人和国家，最怕人们不进言、不献策；那些不许别人议论、不许别人争论、不许别人妄议的人和国家则不免走向腐败、走向灭亡。”
这句话将执政者、政治家的兴亡与是否倾听真正的声音联系在了一起。何谓真正的声音？真正的声音就是民心。请静静聆听真正的声音、聆听民心。民心已经做好了发声的准备。
“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公元前697年，中原的郑国起内讧，郑厉公姬突逃往蔡国，以栎邑为据点准备东山再起。就此，郑国分裂。公元前680年，郑厉公入侵郑国国都，俘虏郑国大夫甫瑕（一作傅瑕），对他威逼利诱，使他效忠于自己。甫瑕发誓称，即使丢掉性命也会辅佐突继位。之后，甫瑕杀死郑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迎接郑厉公回到郑国继位。
约二十年后重新继位的郑厉公，并没有遵守当初的约定，而是称甫瑕对国君有二心，想要杀死他，最后甫瑕上吊自杀。
晋国卿大夫里克杀死晋献公宠爱的骊姬姐妹所生的两个儿子奚齐和卓子，拥立逃亡的公子夷吾为君主，是为晋惠公。惠公即位后，对里克起了杀心，说道：“若没有您，我就不能做国君。虽然是这样，可您杀掉了两个国君，逼死了一个大夫，做您的国君，岂不是太难了吗？”里克自杀时值公元前650年，与甫瑕被郑厉公逼死差了不过30年。
还有一个人，就是晋国大夫荀息。晋献公临死前嘱咐荀息拥立奚齐和卓子，并嘱咐后事，荀息便起誓答应。但奚齐和卓子先后被里克杀害。荀息用性命保住了品格，但却未能将奚齐与卓子从死神之手中救出。
司马迁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大概是因为两个事件的性格相似。《郑世家》中对这两件事的本质如此写道：
“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有句俗话说：‘ 用权势和利害使关系密切的，权势利害终止了，关系就疏远了。’这句话说得是甫瑕。甫瑕虽然靠劫持杀死了郑子接纳厉公回国，但厉公最终背叛并逼死了他，与晋国的里克有什么区别呢？象荀息那样坚守节操，即使死了也不能保住奚齐。所以说，变乱的产生，原因也是很多的呀！）”
详细记录晋国内讧与荀息之死的《东周列国志》插画。
引发事情变化的原因有千多种，司马迁实乃一语中的。但纵观历史，在变化和变质中影响力最大，又最丑恶的原因正是司马迁在开头时提到的权势和利益。又逢随利逐流的季节，果不其然，除了权势和利益外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民心。民心也背过了头。
民心，统治的绝对标准
孟子语录，同时也是对话录的《孟子·离娄上》中有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意思就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得民心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做民众所期望的，不要做他们反感的。
孟子将天下的责任归结到执政者一人的德行上，但同时极度降低了执政者的地位。因此才有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将民众的权益看得最重，为得天下，不做民众反感的，从而先得民心。
此外，《淮南子·兵略训》中记录了这样的一段话。
“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滋味者众失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发起战争是为民众的，民众就会帮助他；兴起战争是为自己的，民众就会抛弃他。得到民众的支持，尽管弱小也必定会强大；被民众唾弃，即使强大也必定会灭亡。）”
这与孟子所说的话一脉相承。一心为民办事，才是得民心的关键所在。
民心，是判断统治好坏、对错的绝对标准。所以才会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一说。随利逐流的时节，根本看不到民心。所有人都只在为自己做事。现下的民心没有所向，民心进入潜伏期。
孟子对流放夏桀、讨伐商纣是否为以下犯上的问题，回答称，只听说有人杀贼，没有听说有臣子弑君。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夏商的灭亡是因为失掉了民心。
弘扬民本思想的《孟子》成了统治者最害怕的书籍。
叔向“得国五难”
春秋时期，楚平王用计谋害死两位大王，自己登上王位。即位后，害怕民众和诸侯的反抗，积极抚慰民众。同时，归还陈、蔡两国国土，让陈人和蔡人复国，并将夺来的郑国土地还给郑国。安稳国内，整顿了政治和教育。
当初楚平王的父亲楚共王共有五个宠爱的儿子，但没有嫡长子可立。楚共王便派祭师手擎玉璧，遍祭楚之名山大川，祈祷神灵从五子之中挑选一位主持社稷。后将这块玉璧藏于祖庙，召五王子沐浴斋戒，按长幼之序进入祭祖。
后来成为康王的大公子祭拜时，膝盖跪上玉璧；成为灵王的二公子围祭拜祭时，胳膊肘压住了玉璧；老三子比和老四子皙祭拜时，无缘接触玉璧；倒是年幼的五公子弃疾，被人抱入祖庙祭拜，他两次跪拜，都压住玉璧。
从结论上来看，大公子继承王位成楚康王，但到了下一代王位被夺；公子围成为灵王，结果被杀；子比只做了十几天君王，子皙未能即位，双双被逼死。四个儿子都继绝后代，单单弃疾后来继位成为楚平王，延续楚国命脉。这一切仿佛是顺承了天意。
楚灵王死后，子比从晋国回国，韩宣子问叔向：“子比能成功吗？”叔向答：“不能成功。”宣子说：“楚国人和子比都厌恶楚王，要求立新君，如同生意人牟取高利一样，怎么能不成功呢？”对此，叔向答曰：
“谁跟子比相好，谁跟子比共仇恨呢？夺取王位有五难：有宠爱的但无贤才，是一难；有贤才却无国内支持力量的响应，是二难；有支持力量却无长远谋划，是三难；有长远谋划却无民众拥护，是四难；有民众拥护却无德行，是五难。”
叔向又称：“子比在晋国十三年，没听说晋国、楚国跟随他的人中有学识渊博的，可以说他没有贤才；家族尽失，亲人背叛，可以说他没有支持力量；没有可乘之机却轻举妄动，可以说他没有长远的谋划；一辈子羁旅在外，可以说他没有民众的拥护；逃亡在外，国内人却没有爱戴他的迹象，可以说他没有德行。”因此叔向预言，子比绝对不可能得到权力。
叔向的“得国五难”并不只限于子比。不论是小组织的领头人，还是政治家或统治者，都应用心思考。治国的人才，支持政策和权力基础的势力，远大的治国方略，民众及德行，拥有这些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将现在韩国的政治状况和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代入到叔向的“得国五难”中仔细研究一番，这样的话是不是大概能猜出国家现在到底会走向哪里？进入潜伏期的民心，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叔向的“得国五难”就是向政治家和执政者敲响的警钟。
姜太公警句
数千年来，众多贤人和先驱通过长久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民心即天心。因此留下了众多直击肺腑的名言警句，来强调民众和民心到底有多么重要。最早的兵书《六韬》的作者姜太公斩钉截铁地称，天下兴亡的关键在于民众。
让我们看一看姜太公留下的警句，再次了解下民众和民心的重要性。真切希望执政者，以及口中喊着民心即天心的政治家们，哪怕是一点点，稍微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 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
先于这句，姜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然后又称：“与民众同甘共苦，同心同意做事，不好的事情相互帮助，众人齐心，就算没有军队也能获胜，没有武器也能攻击，没有战壕也能坚守。”
姜太公将为民众的政治概括成了四个字，“爱民而已”。执政者要时常思考如何才会对民众更有利，如何才会让他们更开心。姜太公称：“让民众受苦的统治者，不论是谁都将受到惩罚！”
司马迁在《史记》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糟糕的政治和因其招来的众多弊端，并留下了“最下者与之争（最糟糕的政治是与民争利）”的千古名言。想来，司马迁也好，姜太公也好，应该都是一样的想法。
可悲的是，眼下糟糕的政治和糟糕的政治家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我们生活的社会各层各界都存在可恶透顶的领导人折磨着民众。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都觉得自己最棒。什么都不缺的人们，却完全不具备最最基本、最应该懂的“廉耻”。司马迁说：“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看现在韩国的领导层，感觉连这一点也都已消失不见，简直可叹。只剩下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在横行。
所有领导人都应谨记，让民众受苦，民众就会惩罚领导人。因为读不懂民心所向和社会现状，就无法生存下去。正确掌握民心和事态发展，才是战略中的战略。潜伏期的民心关注着各方动向，判断着应该惩罚谁。
成为领导人的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对情势的判断和自身的自省，这些都是大范围内的战略。姜太公是罕见的兼备这两个条件的领导人。图为陕西省宝鸡市姜太公祠堂钓鱼台里的姜太公像。
行使民心之权，乃众人之义务
如今正值离合集散、党同伐异的时节。这两个成语完全足以被选进今年的韩国年度成语，因为它们如实描写了现在的韩国政界。可能有人会说，在政界，这样的现象再自然不过。但问题是，左右国家未来的政治，一直都存在着利害勾结。所有人都高举民心和舆论的大牌，但事实却是，民心和舆论不过是个彻彻底底地跑龙套的。
尽管无数先驱都在说只有得民心，才能成功，才能获得权力，但现实中这样的呼声只是空洞的回音。他们无视民心，狂妄自大到认为民心也能随意掌控。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居然是我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是时候向那些人展示民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是时候尽情挥舞民心这把利剑了。行使民心的权力，直到让那些人滴下血泪。
姜太公曰：“覆水难收”；韩非子曰：“民怨则国危”；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行使民心的权力，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