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东移”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加快推进亚洲经贸一体化迫在眉睫。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亚洲对欧美出口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但区内贸易比重大幅上升，区内贸易更为紧密，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和新的“雁阵模式”。2000年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额从1000多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已成为众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已超过中国与欧洲、美国的贸易额之和。在亚洲空前的发展大潮中，中国的拉动作用越来越突出。未来五年，中国将释放64万亿元购买力，有望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和增长最快的进口市场。
十八大之后，中国自贸区战略大提速，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但相比之下，于2002年就已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却明显滞后于亚洲自贸区战略进程。
事实上，中日韩自贸区应该是中国亚洲自贸区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优势互补成为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基础。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总人口的74%、世界的22%；经济总量占东亚的90%、世界的20%；贸易总量占东亚的70%、世界的20%。三国GDP总额占世界GDP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18.02%上升至2012年的21.59%。如果建成，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一个拥有15.2亿消费者、GDP总量达到12.34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19.6%的巨大经济圈。在全球范围内，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规模仅次于欧盟和美国。
当前看，三国内部贸易仅占总贸易量的21%，投资仅占6%，这与三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不相符（占世界20%，占亚洲70%多），也远低于欧盟（内部贸易为65%）和北美（内部贸易为40%多），因此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所带来的经济和贸易溢出将十分巨大。根据模型预测，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在内的中日韩自贸区如若建成，中国的GDP增长将获益1.1%-2.9%，日本会获益0.1%-0.5%，韩国则将获益2.5%-3.1%。
中日韩自贸区建成也将带来巨大的产业效益，有利于实现三国产业结构优化，逐步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以产业转移与承接为内容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日本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高新技术的主要来源。韩国既是日本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吸收器”，又充当了向中国提供部分资金、中等技术和部分中间品供应者的角色。中国则在吸收日韩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向它们提供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潜在市场、日本的尖端技术和充足资本、韩国在生产技术和经济开发方面经验等因素结合，有力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分工模式的形成。三国间商品、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便利流动与融合，有助于降低东北亚区域内的生产成本，提高三国消费者的整体满足度和社会福利，提升亚洲价值链分工层次和水平，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重要补充，并进一步助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自贸区战略选择上，可以“先易后难，先韩后日”。中韩自贸区谈判具有率先完成的可能性。出于对中国贸易的严重依赖，韩国在关注TPP的同时，实际更关心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韩国已明确将中韩自贸区的谈判作为最优先的选项。目前中韩自贸区谈判已经启动，中韩两国态度较为积极，中韩谈判难度也小于中日、日韩自贸区，更小于中日韩自贸区，最有可能率先完成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由于日韩两国的敏感产业以及在投资、服务等领域的诉求比较相似，通过中韩自贸区的谈判，有助于探索合理的谈判路径，积累处理各自敏感产业和敏感产品的经验和模式，可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提供借鉴，进而为中日韩自贸区达成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