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网报道】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韩星云集成为一大亮点，李敏镐、河智苑、李政宰、TOP、朴灿烈、黄政民等著名韩星纷纷现身各大电影发布会，而他们也将在不同的合拍片中与中国电影人合作。除此之外，中韩电影人在资本方面的合作也愈加紧密。万达影业《功夫机器人》，嘉映影业《天国罗曼史》，大盛国际《顶级较量》等一系列中韩合拍片启动，而随着华策入股NEW、阿里投资SM，华谊入股SIM、HB等等，中国企业也掀起了投资韩国娱乐公司的热潮。
近两年的拍片热和此前有何不同？ 从人员和技术合作向资本合作转变
1996年5月6日，韩国开发研究院向政府提交了《21世纪韩国经济的构想与发展战略》的报告。从此，积极探求对外文化的输出战略标志着影响两代人的韩流席卷亚洲。从最初的中韩演员合作，到后来的特效团队、制作团队等幕后的合作，再到如今中韩电影人共同投资，可以说两地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与香港邵氏合作的《异国情缘》《天地有情》等片，就以古老的人力交换、取景地置换方式取得了初步联系。而提供人员、取景地、资金合作模式，成为延续至今的“合拍模式”。
纵观近十几年来的中韩合作影片，大多还是在人力和技术层面的合作，比如单纯输出导演或者演员，或者借用韩国高水平的后期制作团队等方式。在2016中韩电影论坛上，曾执导过《奶奶强盗团》的韩国导演姜孝镇将中韩影视合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演员输出和相互取景为主；第二阶段技术合作开始成为中韩合拍的主流；第三阶段输出创意、模式和剧本；而第四阶段，中韩影视将进入真正的资本和市场的深度合作。而从资本角度对中韩合拍片有长远意义的，要归结于2014年中韩两国签订《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协议中涉及合拍片审批流程、条件、技术合作等事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韩共同制作的影片若获得“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的认可，就可以在两国都可以作为“国产电影”上映，不占据分账片份额，并享受各自国内对国产电影的保护政策。
去年9月末以来，《第三种爱情》、《我是证人》、《坏蛋必须死》相继公映，这可能是自2014年中韩两国签订《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中韩合拍片上映。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中韩合拍项目主题活动上，主办方CJ E&M公布了18项合作计划，其中包括《老手》、《阳光姐妹淘》、《功夫机器人》、《长寿商会》、《重返20岁续集》等12部合拍影片。由柳承莞执导、实力派男演员黄政民主演的现象级电影《老手》将拍摄中国版的消息，毫无疑问是其中备受中韩影迷关注的消息。韩版中黄政民饰演的角色在中国版中将由孙红雷接棒，柳承莞对于他的演绎颇为期待，他说：“以前看过孙红雷出演的《毒战》，他演的角色和《老手》中的角色有共通之处，相信这一次，他的表演一定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对于CJ E&M公布的影视项目，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胡劲军表示，未来上海还要打造中韩合拍片基地，引进韩国优质影视资源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上海影视公司对出品中韩合拍影片的热情，提升合拍的数量和品质。他说：“中国与韩国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一个拥有全亚洲目前水准最高的电影制作技术，韩国影视公司CJ E&M发布的一系列中韩合拍片项目只是中韩合拍电影的一个起步。” 纵观近两年的内地影市，与韩方资本性质的合作越来越多，和CJ深度合作的还有华策影视，两家曾经合作《分手合约》和《重返二十岁》等票房成绩不错的影片。除此之外，内地公司也积极与韩国导演编剧合作，在《来自星星的你》大火后，内地的乐华娱乐就火速签约该剧导演张太维，除了已经公映的《梦想合伙人》，还将拍摄其他电影。
韩星来华拍片槽点多？本土化如何解决
翻拍片和原创剧本都面临中国内容审查和两国社会环境、观众趣味差异的难题。
韩国电影素来以剧本和制作见长，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韩国电影史：从开化期到开花期》译者周健蔚曾经在采访中表示，“与韩国合拍，就意味着韩国专业的制作人才能够进入中国，带动中方人员素质的提高，从而提高中国电影质量。另外，韩国制作团队不仅专业，价格上还有优势，对中国的投资方来说，性价比更高”。好的内容创意，优质的故事剧本是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急需的元素，而韩国电影人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不过，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中韩合作的模式目前仍处于探索之中。一方面是因为中韩观众的审美与文化背景不同，对电影的喜好也有所偏差；另一方面，中韩之间在工业体系、原创能力上也存在差距。这样的因素，导致目前市面的中韩合拍片，往往遭遇滑铁卢的场面。
2014年，由池珍熙、陈意涵、陈学冬主演的《坏姐姐之拆婚联盟》辗转北京、釜山、首尔三地拍摄，导演金泰均是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导演系系主任，曾凭借《狼的诱惑》捧红了姜栋元，但最终该片在中国的票房仅收993万元。刘亦菲、宋承宪这对恋人主演的《第三种爱情》在宣传期造足话题，但最终这段甜蜜的恋情并没有为这部两人的定情作加分多少，最终仅拿下7324万元的票房远低于业内预估。由韩国导演执导的两部电影《我的新野蛮女友》、《梦想合伙人》近日相继上映，票房成绩也是不容乐观。
对于中韩合拍片所遇到的问题，其实从目前已经在中国电影市场试水的几位韩国导演的经历中可见端倪。2011年夏天，《我的野蛮女友》的导演郭在容与中影公司达成合作，执导历史题材电影《杨贵妃》，成为第一个进军内地的韩国导演。但这“螃蟹”却并没有被郭在容吃到，2012年3月，他请辞《杨贵妃》剧组。当时，郭在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透露，中国电影界习惯以明星为中心，明星可能会想要改动剧本，但在导演看来，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同时，他还认为，除了保证中国观众的审美之外也加入韩国、日本、甚至好莱坞观众的认可基点，并且要在其中取得认知上的平衡，但显然这太难了。而目前已来到中国居住了两年的“星你”导演张太维表示，在中国拍片最大的问题是交流，“我会用英语跟郭富城和李晨交流，虽然我的中文总会出洋相，但我能大概听懂他们说的话。在中国拍片会经常碰到说方言的演员，这个我在韩国是碰不到的。”同时，他还曾表示自己并不是很能理解女性创业这件事。
除了文化与娱乐环境的不容，制作环节的不同也会令中韩电影人之间产生一些隔阂。韩国导演张喆洙就曾表示：“在韩国一部电影通常要拍三个月，而这边拍一个半月就能杀青。”曾拍摄过《我脑中的橡皮擦》的导演李宰汉此前在接受网易娱乐专访时，谈及拍摄《第三种爱情》时的感受，他说：“这是一次很好玩也很多彩的经历，不过我们制片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拍一个镜头，负责拍摄的工作人员去接近画面的方式不同，另外在统筹方面通告每天拍摄的命令体系不太一样。”
解决“水土不服”才是王道 期待更多“本地化”表达
中韩合作所面临的本土化问题，是繁盛的市场合作中无法回避的话题。有业内人士认为，中韩观众存在文化差异，中韩之间在原创能力上也存在差距，而跨国合作的摩擦不能忽视的问题还有语言障碍、翻译成本以及预算约束等。对于中韩合拍片的种种窘境，CJ E&M电影部的掌舵人郑泰成接受网易娱乐专访时直言：“虽然说现在韩国的电影工业化已经开始非常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电影工业化是这几年才急速发展，但是我觉得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韩国的电影工业毕竟发展比较久，而且电影的一个成熟，其实不只是票房数字，质量上还是非常重要的，韩国电影毕竟发展比较久，所以平均来说的话质量会好一点。”
中韩合作如果想要共赢，势必要解决“水土不服”的大问题。李宰汉在采访中表示：“我觉得只要是电影拍得质量好，能够和观众产生共鸣的，票房就能够上来。比如这次我在中国拍片，我很想能让中国观众喜欢，同时也要把自己的风格放进去，这种一石二鸟的事情是比较难的。拍片不是把中国和韩国的东西相结合，而是把中国观众和自己相结合。”韩国导演姜帝圭希望外界给两国影人更多的磨合时间：“目前中韩电影还处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合作的基础阶段，未来要想长期发展下去实现比较好的突破，两个国家需要深刻地了解双方的人文社会、历史文化，最终融入到作品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重返20岁》所开创的“一本两拍”模式是中韩合拍片中比较成功的一个经验，对此，郑泰成解释道：“其实《重返20岁》这个成功案例并不是只是因为是一个翻拍的电影，而是因为他的故事本身是可以受到亚洲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观众喜爱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越南也得到非常成功的票房，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做泰国版的《重返20岁》，然后日本的反应也非常的好，所以其实重要的不只是说翻拍这件事，翻拍这件事情不容易，而且我们这个故事是不是能让每个国家的观众看起来都觉得像自己国家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有业内人士分析，中方团队应该对韩国的娱乐文化、韩国电影的制作流程、工业体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学习，推动双方对于剧本内容的诠释，增进团队内部建立沟通与学习。同时，中韩双方团队需要建立持续的合作关系，与拥有丰富合拍经验的团队进行合作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验风险”，更好地辅助韩方“本地化”表达。
除了韩国电影人，中国电影人对于中韩合拍片也有着许多期待。中博传媒董事长陈伟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电影市场的空间、容量和需求，一定会吸引更多国外的好导演过来拍片。他认为，中国、韩国、日本等的人口数量加起来，差不多是15、16亿左右，借助这个庞大的市场平台，国外导演对于电影的独特理解，加上我们自己原创的故事，又有新意又能接地气，一定会创造出更好的电影产品、诞生更先进的电影理念。“集结整个亚洲电影市场的优秀力量，就一定能拍出影响整个亚洲观影风潮的作品来。”
